[2026年东莞市“莞邑社科沙龙”主题征文大赛优秀征文选登]

陈思燕 

爷爷说，香蕉是有脚的。

我不懂。香蕉砍下来就躺在那儿，怎么会走？

爷爷指着村口那条土路：“我年轻时挑着它走六十里到广州，它在担子里晃啊晃，就到了。你爸开着拖拉机，它就到了深圳。你嘛，大概能让它走得更远。”

那是2008年，我十四岁。华阳湖还是一片河涌，我只想离开东莞。

一、蕉田里的黄昏

我家有七亩蕉田，在麻涌二涌。东莞水乡片区的土地，河网密布，咸淡水交汇，种出来的香蕉有一股天然的焦糖香。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。他常说：“东莞这方水土，种什么都甜。”

2009年，进口香蕉大量涌入。又大又直，价格还便宜。村里不少蕉农改行——有人去了镇上的工厂，有人开起了小作坊。那时候的东莞，到处都是“世界工厂”的机器声。父亲咬咬牙，把蕉田扩到了十二亩。“人家便宜，我们就种好吃的。”可“好吃”没有用。收购商压价，从每斤八毛压到三毛。那年台风“天兔”吹倒了三分之一的香蕉树，父亲蹲在田埂上，抽完了一整包烟。

晚上他走进我房间，把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放在桌上：“好好读书，别回来种香蕉了。去东莞市区上班，进工厂也比这个强。”他转身时，我看见他后颈晒脱了一层皮，露出粉红色的嫩肉。那个夜晚，我听到了窗外香蕉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像在叹气。

二、华阳湖的水

2013年，镇上开始挖华阳湖。父亲的两亩蕉田在规划红线内。他一直没有签字，不是嫌补偿少，是不舍得。但工程推进，周边土地陆续征完，他那两亩成了孤岛。父亲只好砍掉最后一批香蕉树，看着挖掘机把泥土翻起来。那天他站在田埂上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之后两年，华阳湖蓄水、种树、修路。河水从浑浊变得清澈，白鹭飞回来了，岸边多了骑行的绿道。父亲偶尔骑电动车去湖边转转，但从不提香蕉的事。他把精力放在剩下的蕉田上。

2015年，香蕉黄叶病暴发。染病的蕉树从中间裂开，叶子枯黄。那一年，村里一半的蕉农放弃了种植。父亲没有放弃，但他开始失眠。夜里坐在院子里抽烟，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我知道他想的不是香蕉——他想的是东莞变了，水乡变了，他这一辈老农该怎么跟上。

三、实验室里的香蕉

2017年，我考上华南农业大学。父亲在电话里说：“学什么都行，别学农。”我偏偏选了园艺学，果树方向。开学那天，我从东莞站坐火车去广州，车窗外的风景从厂房变成农田，又从农田变成城市。我想，东莞不也是这样吗？从农业县到制造业名城，再到今天的生态都市。

导师带我们参观香蕉种质资源圃。几百个品种中，我看到一株标签上写着：采集地——东莞麻涌二涌。那是我家的地！我打电话告诉父亲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声音发颤：“那是‘矮脚顿地雷’，你爷爷那辈传下来的，我以为绝种了。”原来，东莞的种子一直保存在国家种质库里，就像这座城市的根，从未断过。

我开始研究麻涌香蕉的独特品质：珠江口的咸淡水交汇，冲积土富含钾和微量元素，加上水乡特有的小气候，造就了它软糯香甜的风味。导师说，如果能通过育种保留风味、增强抗病性，这个品种大有可为。我说我愿意试试。

四、回到东莞

2021年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麻涌从事农业相关工作。父亲三天没跟我说话。第四天他问：“你是不是傻？别人家的孩子都往深圳、广州跑，你倒好，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东莞不好吗？GDP过万亿、人口过千万，是全国第15个‘双万’城市。这样的城市，需要有人在土地上做文章。”

我用父亲的两亩蕉田做试验田。种的是脱毒组培苗，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，用生物菌剂代替化学农药。父亲半信半疑，但看到苗长得整齐，就没再反对。那年夏天，第一批试验香蕉成熟了。我请合作社的老蕉农来尝。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叔咬了一口，说：“有老种的味道，但肉更结实，甜度也够。”

可是紧接着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，试验田里爆发了叶斑病。父亲急了，趁我不注意，偷偷打了化学农药。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——那批香蕉农残超标，订单黄了。

那天晚上，父亲坐在院子里，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我不该自作主张。”我说：“不是您不会种了，是标准变了。东莞要打造‘品质文化之都’，我们的香蕉也要有品质。”父亲点了点头：“那你教我。”

从那天起，父亲开始学着用手机记录农事。他认字不多，我教他用语音转文字。每天晚上，他对着手机说：“上午八点，施有机肥，每株两公斤……”一条一条，从不间断。村里的老伙计笑他：“老黄，你比工厂里的工程师还认真。”父亲嘿嘿一笑：“东莞人做事，就是要认真。”

五、华阳湖边来了来莞建设者

那些年，华阳湖彻底变了。湿地公园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周末到处都是游客。我注意到，来湖边散步的很多是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——他们是在东莞工厂里打工的年轻人，如今也成了新莞人。有人在湖边开了一家香蕉主题咖啡馆，老板是江西来的小伙子，他说：“东莞给了我机会，我想为这个第二故乡做点什么。”

我和镇里商量，在华阳湖东岸租了二十亩地，建了一个香蕉主题农场，种了五个品种，包括改良后的“麻涌1号”。游客可以来采摘，也可以参观香蕉种植的科普展示。我还请那位江西小伙子帮忙，开发了一款“华阳湖香蕉拿铁”，很受年轻人欢迎。东莞的温度，就在于它容得下本地人的根，也接得住外地人的梦。

2020年秋天，一位香港果品贸易公司的采购总监来到农场。他姓陈，四十多岁，祖籍东莞，小时候随父母去了香港。他尝了“麻涌1号”后眼眶有点红：“这个味道，我小时候在东莞石龙吃过。”他问我有没有专业机构的认证——那是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，国际商超的入场券。

我回去查了认证标准，非常严格。我跟合作社的蕉农说了，大多数人觉得太麻烦。父亲第一个说：“做。东莞人做制造业能做到全球第一，种香蕉就不能？”我们花了三个月准备，从田间卫生到可追溯体系，一项一项整改。审核员是一位荷兰人，他在蕉田里检查了一整天，最后竖起大拇指：“你们东莞的农民，和德国农民一样严谨。”

拿到认证那天，父亲把证书放在爷爷的遗像旁边，点了几支香。他说：“你爷爷那辈人，做梦也想不到东莞的香蕉能拿到国际护照。”

六、从华阳湖出发

2021年底，第一批麻涌香蕉出口到新加坡。两个集装箱，二十吨。包装盒上印着英文出口标签。发货那天，父亲在仓库里一根一根检查香蕉，把有擦痕的挑出来，忙到凌晨两点。货车开走时，他忽然说：“东莞的香蕉，也走出去了。”

此后，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便利，我们的香蕉陆续进入马来西亚、泰国、阿联酋。在迪拜的超市里，一位阿拉伯顾客拿起麻涌香蕉，问导购：“这是哪里产的？”导购说：“中国东莞，就是那个生产智能手机的地方。”顾客笑了：“原来东莞不光造手机，还种这么好的香蕉。”

一位在吉隆坡生活了四十年的东莞籍老华侨，托人找到我的电话。他说他在超市看到“Dongguan”两个字，买了一把香蕉，尝了一口就哭了。“我离开东莞四十年了，没想到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。”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在颤抖。这头，我的眼眶也湿了。

去年，我们和越南一家农业公司合作，把“麻涌1号”的组培苗引种到湄公河三角洲。这不是把产业搬走，而是让东莞的农业技术走出去。就像当年东莞的工厂从“三来一补”到自主品牌，我们的香蕉也要走这条路。

七、东莞的黄昏

今年春天，华阳湖边的香蕉农场被评为“农业科普示范基地”。我站在田埂上给一群中学生讲课。他们中有一半是“新二代”——父母从外地来东莞打工，他们在东莞出生、长大。一个女孩举手问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”

我看着她的眼睛说：“因为东莞不只有工厂和手机。它有水乡、有香蕉、有华阳湖，有千千万万像你父母一样勤劳的人。我想让世界知道，东莞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——它的温度，藏在清晨的蕉田里，藏在黄昏的湖面上，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心里。”

那天傍晚，夕阳把华阳湖染成了金色。和我十四岁时父亲带我来看的那个黄昏，颜色差不多。只不过那时这里是一片工地，到处是泥浆和机器；现在湖边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钓鱼，有情侣在拍婚纱照。远处是麻涌镇的高楼，近处是成片的蕉田。工厂的机器声和蕉叶的沙沙声，在这个黄昏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。

父亲坐在湖边石凳上，看着湖面出神。我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

“爸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你让我别回来种香蕉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现在嘛……东莞变了，你也变了，香蕉也变了。但有些东西没变。”他指了指脚下的土地，“这块地，还是那块地。”

香蕉穿过黄昏。从爷爷的扁担到父亲的拖拉机，从大学的实验室到华阳湖边的农场，从一个集装箱到另一条航路。它没有脚，但它真的在走。而东莞这座城市，也从“世界工厂”走向“双万”新起点，从制造走向智造，从生产走向生活。

我今年二十八岁，在东莞种香蕉。这座城市给了我根，也给了我翅膀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广州新华学院）